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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劉心武“傷痕小說”

內容摘要:

在我國當代文壇上,劉心武是一位頗有個性的作家。文革以后,他陸續發表了一些以《班主任》為代表的短篇小說,這些小說不僅在當時,在現在也同樣有著深刻的影響。他用他的創作實踐打破了“文革”一系列文藝禁區。從題材的選擇到主題思想的挖掘,從人物關系的新表現到自己特有的藝術風格的形成,都給小說創作做了新開拓。

劉心武的小說同時也有很多弱點,偏重議論的手法明顯局限了小說詩歌文學作品的藝術力量,有的議論甚至顯得冗長多余。而且,在繼《班主任》之后,越來越傾向于用“控訴”代替“暴露”,這反映了作者在當時歷史情境下的一些思想局限和藝術局限。

關鍵詞:劉心武 傷痕文學 《班主任》

 

 

 

 

傷痕文學是新時期文學第一支旋律,它用極其深沉的調子喚醒了沉睡多年的人們,它是文學新潮流的一朵浪花。然而,它在喚醒人們的同時,卻并沒有真正指出造成這一惡夢的根源,而是試圖把一切都歸結于一個概念:?/FONT>四人幫是萬惡之源?/FONT>。

在我國當代文壇里,劉心武是一個頗有個性的新作家。文革以后,從77年11月到78年10月,他連續發表了《班主任》、《沒有講完的課》、《穿米黃色大衣的青年》、《愛情的位置》、《醒來吧,弟弟》等五篇小說。這些小說由于從不同的方面提出了社會現實中人們關切的問題,引起了廣大讀者強烈的反響。《班主任》發表之后,作者刊物收到全國各地大量的來信,關切和肯定這篇小說所反映的現實和它的成就。這種情況說明這些小說反映的現實和刻畫的人物,與讀者有著血肉的聯系;它的思想力量與人物命運,震動了廣大讀者,引起了廣泛的共鳴。

敢于正視現實,敢于面對尖銳的社會問題,以他深沉的思索,力圖回答問題并展示矛盾發展的前景。這是劉心武短篇小說的一個顯著特點。他在談到自己的創作經驗的時候,曾說道:?/FONT>我能告訴大家的,也就是:要熱愛沸騰的革命生活,正因為熱愛,也就不能回避生活中的矛盾沖突、困難障礙,更不能在敵人造成的陰暗面前閉上眼睛,要嚴肅地從生活出發,運用唯物辯證法去分析生活,分析那些激動著你,使你難以平靜的人和事,然后,用典型化的方法,去塑造個性與共性統一的藝術形象,去開掘盡可能深刻的主題。?/FONT>①作者就是以這樣一種革命現實主義的態度,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幅我國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真實的圖畫。

一、劉心武的“傷痕小說”從剖析?/FONT>文化大革命?/FONT>期間發生,乃至到了粉碎四人幫之后仍然繼續存在的一些社會現象入手,揭露了文革對人們造成的深深的傷害,啟迪著人們不斷地對文革進行著反思。

在劉心武的全部創作中,《班主任》具有最不尋常的意義,它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中的一個坐標點,標志著“文革”結束后中國文學的真正轉機。《班主任》發表于一九七七年《人民文學》,與其同類小說反映牽動人心的社會問題。?/FONT>救救被?/FONT>四人幫?/FONT>坑害的孩子!?/FONT>(《班主任》)這激憤的呼喊,使人想起半個世紀前?/FONT>五?/FONT>四?/FONT>運動的先行者魯迅用?/FONT>救救孩子?/FONT>的呼喊,憤怒地揭露和控訴吃人的封建宗法、道德和禮教,反映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實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要求。半個世紀后,在中國人民已經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時期,重新喊出?/FONT>救救孩子?/FONT>的呼聲,這是意味深長的。

小說《班主任》透過對宋寶琦、謝惠敏的剖析,使人們看到一代青少年,在文革的思想禁錮下,而臨著怎樣可悲而又可怕的厄運。劉心武在小說中是把宋寶琦寫成一個正在被拯救出來的畸形兒,但是我們卻不能不從這類人物身上思考他們出現的深刻的原因:他們的出現是文革極”左”思潮的必然產物。在宋寶琦那白里透紅的膚色里和一疙瘩一疙瘩橫肉的軀體里,極“左”的思想已經侵蝕到他的靈魂。雖然宋寶琦還沒有成為直接的政治工具,但是政治環境卻為他準備了必然的前途。

如果說宋寶琦是文革毒化出來的變了形的靈魂,以小流氓的身份存在于社會。那么謝惠敏的存在,更進一步揭示了文革中精神污染的嚴重性。作者以驚人的筆觸展示了兩個思想、素質、品德完全不同的人物,在“文革”的愚民政策下他們的思想觀點,不僅在對待一本外國小說《牛虻》的態度上,兩人驚人的一致,而且還在于謝惠敏以近于虔誠的態度信奉“文革”時極”左”思潮,在“文革”的統治下,按照“文革”的需要,心甘情愿地正在把自己塑造成所謂的“正面人物”。然而,宋寶琦與謝惠敏,雖然品質不同,但卻從不同的途徑走向同一個歸宿——成為黑暗政治的盲目的支持力量。這是一幅多么令人驚心動魄的畫面啊!

劉心武的小說,不但提出現實中的緊迫問題,而且通篇都跳動著時代的激情,響徹著歷史的召喚,催人深思中喚發起革命的責任感,這就使劉心武的小說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二、劉心武的傷痕小說成功地塑造了促人驚醒的典型人物。

塑造各種各樣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這是小說創作的中心課題。因為只有通過刻畫典型人物,才能更深刻地反映特定的社會現實。典型環境中不只存在一種典型人物,就象在共同的社會生活中會產生不同的人物性格。劉心武的小說,在典型人物的創造上開拓了新領域。他以他所塑造的一組獨具特點的典型人物,一掃“三突出”、“從路線出發”之類的陳規陋矩,給新時期文學畫廊增添了新的人物形象。

劉心武在他的小說中,著力刻畫了一組思想精神上受到了嚴重傷害的青年一代的人物典型。像謝惠敏、宋寶琦以及丁朵、彭曉雷之類的人物的出現都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

謝惠敏還只是一個十五歲左右的初三年級的學生。從她開始接觸社會,吸收精神養料,開始形成自己的思想那時起,就處于“四人幫”封建法西斯的專制橫行之時,在文化輿論被死死地控制的情況下,她逐漸開始習慣和適應社會現實。她單純迷信一切用鉛字排版出來的東西,在她的思想里,把這一切都當作天經地義的“最最革命”的“社會主義”。對于宋寶琦,她當然厭惡,敢于斗爭,因為在她看來那是資產階級。但是,她哪里知道,在愚昧無知這一層面上,她和他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宋寶琦在專政機關受到了強制的管教,不得不認罪屈服,盡管還不能一下子改變他那被培植出來的野蠻、愚昧而又空虛的靈魂,而謝惠敏則絲毫沒有懷疑過她自己的思想和行為,都是真正符合一個“正面人物”的“典范”言行。她習慣地過著“最最最革命”的現實生活,所以就不能不與另一種現實時時發生沖突。可憐的謝惠敏,她在自己成長的最基礎的階段,正在被一種政治所利用。謝惠敏是一個時代悲劇人物,但是時代一定會挽救她這一類的人。

彭曉雷與謝惠敏比較起來,他的思想性格更具有時代悲劇性。彭曉雷的經歷、思想的形成和處世為人的態度,都與謝惠敏很不相同。彭曉雷童年的時代,象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千百萬青少年一樣,受過革命的熏陶,親耳聽過盧書記那樣一些革命者的斗爭故事,崇拜英雄人物,在他的心目里留下了“革命前輩,艱苦創業,優良傳統,學習榜樣”具體而生動的形象。但是,“四人幫”所鼓動的“革命造反”,卻把這樣一批革命前輩當作走資派斗爭,“戴著高帽子,掛著黑牌子……”在彭曉雷幼小的心靈里剛剛形成的美好的東西,突然被摧毀了。接著,自己的爸爸還有其他一大批象盧書記那樣的人也被揪出來了。這種關系的大顛倒,使得童年的孩子無法理解。從小就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我國少年兒童,總是被革命吸引著,彭曉雷也不例處。在那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下,他們都不能不走上“革命造反”的道路。但是,隨著“文革”的內幕慢慢拉開,在彭曉雷心中第二次形成的觀念也被粉碎了。他突然長大了。面對嚴峻的現實,開始了他人生道路上的認真的思索。“最最最革命”的桂冠,原來是政治騙子手里的變戲法用的最不值錢的一頂破帽子。“哈哈,一切都是假的、假的、假的!我看破了……”彭曉雷看破了“文革”中虛假丑惡的一套。但什么是真的、善的、美的?她們又在哪里呢?他一時還找不到。激烈動蕩的斗爭現實,把彭曉雷拋到了紅塵之外,使他產生了虛無感。從此,他以冷漠的態度對待著現實,滿目充斥著“文革”所造成的惡劣遺跡。更為驚心動魄的是,小說為我們展示了彭曉雷最為不辛的遭遇。在經受爸爸“假黨員”的株連中,彭曉雷仍然以一顆真誠地追求革命的心情,去爭取加入紅衛兵。

丁朵這個人物,從職務、年齡和經歷來看,都是謝惠敏、彭曉雷的長輩,她受過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她經歷過更多的政治運動。她對“四人幫”的所作所為并不象謝惠敏那樣盲目崇信,也不象彭曉雷那樣冷眼旁觀。她在殘酷的斗爭、不停的批判中震昏了頭腦,搞亂了思想。在無情的斗爭中她蜷曲,以求適應;面臨危險處境她退步以求保全,在是非辯論面前她不求投入太深,潮流沖來的時候,她退避有方生怕吞沒自己。這個被扭曲靈魂的人物,不失為人們的一面鏡子。她也是一個可悲而可憐的人物。

謝惠敏、彭曉雷、丁朵這些典型人物,是在一定的典型環境下形成的,他們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文革中人性斗爭的過程,從精神思想領域反映了這場斗爭的激烈程度和深刻性,并且通過生動的藝術形象有力地證明了“四人幫”必然走向破產和滅亡的歷史結局,具有多么偉大的意義。因此,這一組典型人物,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時代的本質和主流。

劉心武的小說,還為我們描繪了張俊石、徐愫珍、盧書記、陸玉春這樣一些令人鼓舞的人物形象。他們高度的革命責任感、逆水行舟的奮斗精神以及對理想生活的熱愛追求,從正面表現了時代的主流。特別是張俊石的形象具有重要的意義。他面對“文革”所造成的社會問題,深沉的思索,火一樣的激情,高度的責任感,表現了中國知識分子深沉渾厚和高度革命的精神的可貴品質,給讀者以強烈的感染。這樣一群人物形象在某種程度上帶有十七年小說中革命現實主義小說詩歌文學作品中人物的一些特征,可見劉心武的初期小說創作與建國以來的當代小說在創作精神上是一脈相承的。

從小小的光明中學的斗爭風暴里,我們還看到了徐愫珍、曹占波等一批知識分子可貴的精神面貌。面對“四人幫”的惡風濁浪,他們不屈不撓,頂風搏斗,雖然“四人幫”氣焰囂張,但他們緊跟時代的腳步。一堂沒有講完的激光課,說明他們正準備著,投入即將開始的為實現未來目標的戰斗。小說十分有力地說明,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也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脊梁。

從盧書記身上,顯示了老一輩革命者逆水行舟的奮斗精神,而孟小羽、陸玉春這兩個修配青年工人的形象的出現,猶如混濁的空氣里吹來了一陣清新的春風,使生活又出現了美好的光輝,使人振奮。

劉心武在他的小說中塑造的人物,特別象謝惠後、彭曉雷這樣的典型,具有促人驚醒感奮的積極作用,這是為什么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在劉心的《班主任》中作者提出的社會問題是尖銳的,也是重要的。但它在藝術上不免顯得粗糙。作家喜歡越過場面和情節,將自己的議論和小說的思想直接道出,而根據問題的性質而設置的性格沖突也過于單純。而且,在《班主任》以后的幾篇小說詩歌文學作品,越來越牽強附會,有很大的說教成分。《醒來吧,弟弟》,反映了劉心武和當時的人們對文學持有的樸素的,又略嫌簡單的理解:文學就是提出問題和解答問題。這種文學觀念顯然會消弱小說詩歌文學作品的文學意蘊。恰如劉心武自己感悟到的:“我強迫自己在每一篇新小說詩歌文學作品當中都提出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最后我就遭到了文學本身的沉重反擊。”

在“弟弟”身上,作者試圖塑造一個充滿矛盾的“沉睡的一代”的青年形象,一個由對現實認識較深而看破紅塵、消極遁世的青年形象,一個“憤世嫉俗而又無所作為”的青年形象。作者試圖指出:“四人幫”人鬼兩面的卑鄙行徑使弟弟學會了思索而開始“看破”。作者試圖以此提示“沉睡的一代”的悲劇本質,控訴“四人幫”的罪惡,喚醒沉睡的弟弟們。但是,在弟弟身上我們看到的,不是作為社會矛盾高揚的復雜形象,而是雜亂的概念復合中不能自圓其說的邏輯矛盾,是背逆生活和藝術真實導致的藝術邏輯的自相矛盾,盡管這些概念孤立地來看是正確的,有些甚至是尖銳大膽的。在作者和作者借“哥哥”之口強加給弟弟的“沉睡”的標簽下,我們看到一個被曲解了的“沉思的一代”的模糊的影子,一個被任意支配的概念的傳聲筒。

喝酒,彈吉他,聽唱片,毫無目的地看一些書,經常三朋四友一起聊大天,或者獨自一人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對一切都淡淡的,反對對任何事情都太認真——這是一個弟弟,外在的、表象的弟弟。這個弟弟可以看作是沉睡的,也可看作是消沉的,但他并不是可怕的,他遠比謝惠敏、彭曉雷、丁朵之流更具有自主意識和自我選擇生活的能力。

從慶祝大會溜回來,喝酒聊天,悶聲哼歌,卻只因為慶祝的那個“大慶式企業”是假的;躺在床上出神發楞,卻只因為朱瑞芹撕了車間謊報的產值表;聽到盧書記說“朱瑞芹做得對呀!”“身子明顯地一顫”;對“四人幫”流毒的尖銳抨擊,倒出了對某些基層干部能否拋棄流毒的清醒猜疑;在和盧書記長談的那一晚,思緒洶涌,不能成眠——這又是一個弟弟,作者著筆最多的內心深處的弟弟,不是對什么都不認真,而是對一切本質東西十分認真,不是沉睡的,而是清醒的弟弟。

在盧書記面前回顧文化大革命,在哥哥面前同意說自己沒有理想和信仰,“狂怒地一下子脫去背心”,擂著留有傷疤的胸膛,大聲喊出“受傷的不光是外頭,是里頭!”——這是作為作者概念傳聲筒的弟弟。

固執地責問盧書記“為什么這么賣勁?”又深夜找到哥哥問“老盧為什么不說那些個套話……”——這里弟弟又成了作者填補藝術空隙的工具。

沉睡的人不可能清醒,更不可能對任何事情認真。弟弟既沉睡,又清醒,或安于消沉而自得,或因為消沉而苦惱,但并一定就是無所作為的。我們已經習慣了非友即敵的階級陣營劃分,即不習慣自主的個性的描繪。顯然,劉心的思想和藝術動力在這時已經開始顯出了壓力和蒼白。

如果一個人僅僅因為看破了“四人幫”及其流毒的“假”而消沉,并且因為消沉而苦惱,苦惱到影響整個生活的程度,當他遇到象盧書記這樣說真話、辦實事的領導,當這個領導要他走回“紅塵”和大伙兒一塊參加對“假”的斗爭的時候,他不可能有所遲疑——弟弟卻既因逍遙“紅塵”之外而極度苦惱,又于這種時刻在沉睡。無論沉睡還是消沉的人,都不會承認。而且無論沉睡還是消沉的人,甚至那些妄圖把老干部統統置于死地而后快的人,都不會對復出工作的老干部的干勁感到奇怪,更不會想去責問——弟弟卻去責問。

讓弟弟責問盧書記,是為了從盧書記口中引出那句“我要咱們中國……”的點題警句。把弟弟“定”在街上繼續徘徊,是為了慷慨激昂、最后畫龍點睛地喊上一句:“醒來吧,弟弟!”叫弟弟講盧書記“沒說套話”,是因為盧書記分明像“四人幫”的“樣板戲”中的英雄一樣可笑地說了“套話”。讓弟弟沉痛地回顧“看破”的歷史又憤怒地承認推動了信仰,不過因為作者要借弟弟之口控訴“四人幫”和揭示真理。而最終因為什么,劉心武會寫出這樣一個既頭腦清醒卻又強迫他不要醒來的消沉者呢?為什么會制造這樣一個自相矛盾的概念復合物呢?

因為他試圖把一切歸結為一個概念:“四人幫是萬惡之源”。因為他筆下一切生發自一個概念:“四人幫是萬惡之源”。因為他把革命文藝的暴露使命僅僅理解為“控訴”。

在《班主任》具有一定深度暴露性的慷慨激昂的議論文字下面,就已潛伏著這樣一種危險:把一切罪責簡單地歸于“四人幫”,用“控訴”代替“暴露”。可惜批評家們沒有指出或許也沒有看出這種危險,于是劉心武迅速地沿著這條危險的道路——同時也是最便捷的道路——走了下來。

劉心武的小說中雖然揭示了現實中的問題,但并不引人消沉悲觀。作者始終以積極的態度尋求問題的答案,并且通過小說中的正面人物,主導矛盾沖突的解決方向,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光明的前景。光明中學的張俊石、徐愫珍、曹戰波、石紅、岳航這些生氣勃勃的形象,形成了一股戰勝黑暗的堅強力量。盡管作者把小說的環境放在“四人幫”橫行的日子里,作者也是準確地表現了兩種力量的消長。班主任、盧書記、陸玉春,這些形象的力量,使人們充滿了信心和對未來的美好的憧憬。

深沉的思索,著力向人物的精神世界開掘,這是劉心武小說創作的獨特的風格。作者和他的小說人物,都帶有這種深沉思索的特點。也許這是在一種特別復雜難辨的環境里,現實留給人們的難題太多,迫使人們在混亂中去尋求真理。似乎是作者自己化身的班主任張俊石,面對種種尖銳的現實問題,他怎能不探索幾個為什么呢?他的親身經歷,他對孩子們的深切體察,經過對社會現實現實問題的深沉的思索,才使他解開了宋寶琦、謝惠敏這兩素質完全不同的孩子被傷害了的心靈里謎。他筆下的彭曉雷,也是一個伴隨著自己不幸的遭遇不斷思索社會問題的青年一代。

劉心武用他的創作實踐打破了禁區。從題材的選擇到主題思想的挖掘,從人物關系的新表現到自己特有的藝術風格的形成,都給小說創作做了新開拓。僅以張俊石這一形象而言,作者把一個知識分子,當作文學的正面主人公,刻畫了他的光輝性格,這不僅把“文革”中所造成的階級關系的顛倒重新更正,就是在建國以來的當代文學中,也是一個少有的文學形象,這完全符合歷史事實和時代的要求。

當然,劉心武的小說的弱點也是有很多的。除了上述的只是把“揭露”限于“控訴”,只是把過去和殘存的一切罪惡簡單地歸結于“四人幫”之外,他的某些人物不夠豐滿(如石紅),有的人物面貌不夠清晰(如《醒來吧,弟弟》中的哥哥),個別篇章顯得單薄(如小說《穿米黃色大衣的青年》),議論較多,有的顯得冗長多余。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劉心武是一位理智型的作家,他對現實活的關注與思考往往使他獲取獨特的看法。這是他的創作總是充滿鮮活氣息的重要原因。然而也正由于他對理性思考的偏愛,往往又造成他的小說存在“質勝于文”的弱點,思想與形象的交融似乎還未臻化境。然而,可喜的是劉心武始終懷有一種即將被淘汰的危機感,不斷地促使自己更新文學觀念和文學創作,這又使他一直能以開放、豁達的氣度活躍在新時期文學的大潮中。

 劉心武 1942年出生。四川人。主要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說《班主任》,中篇小說《立體交叉橋》,長篇小說《鐘鼓樓》、《四牌樓》、《棲鳳樓》等。

注釋:

 劉心武 《生活的創造者:走這條路!》,《文學評論》1978年第5期

《小說創作中的幾個內部規律問題——在昆明一次座談會上的發言》,《滇池》1983年第1期

 

參考書目:

《新時期文學六年》中國社會科學技術出版社 1985年1月

《人民文學》1977年第11期

《文匯報》1978年8月11日

劉心武 《生活的創造者:走這條路!》,《文學評論》1978年第5期

唐濤 《短篇小說的結構》,《人民文學》1979年第4期

邱崗 《中國當代文學小說詩歌文學作品選講》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年11月第1版

《中國當代文學》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8年9月第1版

《中國當代文學小說詩歌文學作品選》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2年6月

劉心武《站在鏡子面前——讀一篇日本朋友的評論》,《鐘山》1982年

《當代作家評論》1979年第1期

《百年中國文學經典》第四卷 上海文藝出版社

錢鐘書《談藝錄》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7月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7年8月出版

劉再復《性格組合論》 安徽大學出版社 1999年1月出版

童慶炳主編《文藝理論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小說創作中的幾個內部規律問題——在昆明一次座談會上的發言》,《滇池》198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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