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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秀清生平介紹

    楊秀清(1823—1856.9.2),廣西桂平人,太平軍著名的軍事家、統帥。

    1823年(道光三年),楊秀清出身在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5歲喪父,9歲喪母,由伯父楊慶善撫養成人。從小種山燒灰,未曾上學,識字不多。但好交游,廣結識,富智謀,在平隘山區頗有“人緣”和影響。

    19世紀40年代中期,洪秀全、馮云山到廣西宣傳拜上帝會教義。1846年,楊秀清結識了馮云山,參加了拜上帝會,并很快接受了密謀造反的思想,他積極聯絡和組織群眾,使紫荊山區拜上帝會眾迅速發展到2000多人,他也就成為這一帶拜上帝會的首領。

    1847年冬,洪秀全、馮云山在桂平帶領會眾搗毀廟宇,引起了地主豪紳的不滿,并以“聚眾謀反”的罪名將馮云山扭送縣衙。洪秀全為了營救馮云山也返回廣東。拜上帝會群龍無首,失去領導。這時,足智多謀的楊秀清挺身而出,并開始以“神靈附體"的方式,偽稱天父下凡囑托傳言,從而鞏固了拜上帝會,并使會眾激增到萬余人。從此,楊秀清在拜上帝會內部,取得了代上帝傳言的特殊地位。

    不久,馮云山獲釋,洪秀全返回廣西,拜上帝會形成了以洪秀全、馮云山、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等6人組成的領導核心。他們在廣西各地風起云涌的反清起義的鼓舞下,也積極準備發動起義。1850年夏,洪秀全下達“團營”命令,通知各地拜上帝會眾到桂平金田村集中。金田村的韋昌輝家成了起義的大本營。12月,自平南前來會合的拜上帝會眾受到清軍和地主武裝的阻攔,楊秀清自金田派人救援,在思旺斃敵50余人,取得了首次作戰的勝利。

    1851年(咸豐元年)1月初,各地拜上帝會眾齊集金田村,并于11日(當日是農歷庚戌年十二月初十,為洪秀全的生日)慶祝團營起義成功。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東鄉登極稱天王,正式宣布建立太平天國。同時建立五軍主將制度,以楊秀清為中軍主將,蕭朝貴為前軍主將,馮云山為后軍主將,石達開為左軍主將,韋昌輝為右軍主將。在金田起義之后的半年內,楊秀清肩負著編組和指揮太平軍的重任,與前來鎮壓的清軍轉戰在桂平、武宣、象州、平南等地。由于清軍越聚越多,圍困越來越緊,便決定突出重圍以擺脫清軍。9月15日,太平軍于平南官村對前來鎮壓的提督向榮部清軍組織了一次成功的伏擊,殺得清軍大敗,軍械鍋帳丟失殆盡,向榮也退避平南縣城。楊秀清抓住有利時機,指揮太平軍突圍北上,并于25日占領了永安州(蒙山縣)城。在這里,天王洪秀全詔令褒封楊秀清為東王,蕭朝貴為西王,馮云山為南王,韋昌輝為北王,石達開為翼王,并明確宣布,所封各王,俱受東王節制。從此,楊秀清成了太平軍的統帥。

    太平軍占領永安之后,又馬上遭到清軍的圍困。在此緊要關頭,發生了周錫能叛變投敵案件。周錫能原任軍帥,在象州時,批準他回博白縣去“團集兄弟姊妹”,但是當他招得人馬后,就投降了清軍,受賞六品頂戴,潛回永安,為敵內應,企圖行刺太平天國的領袖。這一陰謀被楊秀清偵知,他就假托天父下凡,鎖拿周錫,能揭發他的陰謀詭計。周錫能在鐵的事實面前只好如實招認,從而粉碎了清軍里應外合的陰謀。楊秀清對周錫能案件的處理,充分反映了他的機智,也有力地宣揚了“天父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宗教信念,大大提高了他在太平天國內部的權威。

    1852年4月5日,太平軍在楊秀清的組織指揮下,從永安勝利突圍,并在龍寮嶺大峒山谷地,對尾追的清軍組織了一次成功的伏擊,殲滅了四個總兵和二三千清軍。接著北攻省城桂林,傷斃圍追太平軍的副都統烏蘭泰。后因桂林久攻不下,即解圍北上攻占全州,準備進軍湖南,馮云山中炮受傷。途中在蓑衣渡又遭到永州知州江忠源所帶楚勇的伏擊,太平軍受到重大損失,馮云山也因傷勢惡化而犧牲。楊秀清被迫改變北上路線,襲取道州(今湖南道縣),并相機占領了附近的江華、永明等城鎮。太平軍在這里駐留了兩月,從容整頓隊伍,增修戰具,制備軍火,并擴軍二三萬人。

    由于打出廣西,進入湖南,太平軍內部產生了懷戀鄉土、不愿遠走他鄉的思想情緒。在領導集團內部,對下一步的戰略行動,也產生了各種想法:有的主張進軍廣東,有的主張先行入川,有的主張回師廣西。這時,楊秀清分析了形勢,高瞻遠矚,力排眾議,主張進軍兩湖,專意金陵。他說:“已騎虎背,豈容復有顧戀了今日上策,莫如舍粵不顧,直前沖擊,循江而東,略城堡,舍要害,專意金陵,據為根本,然后遣將四出,分擾南北,即不成事,黃河以南,我可有已。”(張德堅《賊情匯纂》卷十一)楊秀清的這個意見,得到了領導集團內部大多數人的贊同和天王洪秀全的肯定,遂成為統一全軍意志、進軍江南的戰略方針。這一方針的貫徹執行,把囿于廣西一省的太平天國起義,推向了全國范圍,標幟著太平天國領導集團政治斗爭水平的提高。

    與向江南進軍的軍事行動相配合,楊秀清與西王蕭朝貴會銜發布了《奉天誅妖救世安民諭》、《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和《救一切天生天養諭》。這三篇宣言,實際上是聲討清王朝的檄文。它歷數清王朝的罪惡,號召各界英雄豪杰、名儒學士,高舉義旗,同心戮力,打倒清王朝,并把斗爭的矛頭直接指向了咸豐皇帝。

    太平軍領導集團明確了斗爭目標和進軍方向之后,于1852年8月10日離道州東向,占領彬州,又在這一帶擴軍二三萬人,并將其中數千挖煤工人集中編組為“土營”(相當于工兵部隊,這在我國軍制史上是一個創舉),專司掘壕筑壘、挖地道、埋地雷,炸城堡等任務,在以后的作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時,太平軍得悉湖南省城長沙“城卑防疏”,便確定由西王蕭朝貴率兵2000人奔襲長沙。不幸,蕭朝貴在攻城之初中炮犧牲,洪秀全、楊秀清遂率大隊人馬趕往長沙。這時,清軍各路援軍齊集長沙,兵力已大大加強,經過兩個多月圍攻,終未攻下。太平軍乃于11月30日撤圍北上,占領岳州(今湖南岳陽)。在這一帶,太平軍獲取了上萬條船只,為進軍長江流域創造了重要條件。12月17日,楊秀清帶領太平軍撤離岳州,分水陸兩路進軍武昌。這時的太平軍已經壯大,“千舡健將,兩岸雄兵,鞭敲金凳響,沿路凱歌聲”(李汝昭《鏡山野史》,《太平天國》(三)第5頁),好一派勝利進軍的景象。

    1853年1月12日,太平軍攻占華中重鎮武昌,楊秀清傳令:“官兵不留,百姓不傷。”并將船戶水手,組建成“水營”。太平軍占領武昌之后,又面臨著新的戰略決擇,即下一個打擊方向應該指向何方?這在太平天國領導集團中又產生了各種議論:有的主張以武昌為都城,遣兵北伐;有的主張進據中原,“以河南為業”,有的仍堅持進軍金陵,據為根本。幾種主張一時統一不起來,最后楊秀清“托天父降凡,今其直犯江南。”(汪堃:《盾鼻隨聞錄》卷二,《太平天國》 (四)第367頁)用這種辦法統一了認識。1853年2月9日,太平軍放棄武昌,以號稱50萬之眾,沿江東下,水陸并進,帆幔蔽江,銜尾數十里,一路滔滔,勢如破竹。3月4日進抵南京城下,經連日圍攻,于19日攻克。

    在短短兩年多的時間內,太平軍從金田打到南京,取得了重大的勝利,這首先是全軍將士英勇奮戰的結果,同時也表明,太平軍統帥楊秀清的戰略決策和作戰指導是正確的。

    太平軍攻占南京后,迅速肅清了城內的殘敵,建立起新的社會秩序。1853年3月28日,楊秀清進入南京城。次日,天王洪秀全入城。他們商定改南京為天京,定為都城,從而正式建立起與清王朝相對峙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政權,標幟著太平天國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太平軍攻占南京后,立即派出兩支部隊,攻占了鎮江、揚州,以拱衛天京的安全。差不多與此同時,清軍也在天京和揚州外圍,建立起各擁有萬余兵力的江南、江北大營,嚴密監視太平軍的動向,并伺機攻復金陵。在此形勢下,太平天國領導集團決定:置南京外圍的江南、江北大營于不顧,同時派出兩支部隊,北伐京師,西征長江上游。

    這個戰略決策是如何作出的,現已無法考究了。但大多數史學工作者認為,這個戰略決策,基本上體現了楊秀清的意志(史料記載此事時都說:“楊秀清其言”、“東王想見老水手之言”,或“洪楊皆其言”,表明楊秀清是主要決策者。)。這與當時他在太平天國領導集團中的地位是相適應的。

    楊秀清這一戰略決策的正確性如何,歷史早已作了結論。歷來的論者盡管在應否建郎和如何北伐等問題上存在著較大的意見分歧,但大家從各自的角度也都認為;這個戰略決策是不正確的,不可取的。

    1853年5月8日,一支由天官副丞相林鳳祥、地官正丞相李開芳率領由2萬多精銳部隊組成的北伐軍自浦口出發,肩負著「疾取燕都”的使命,沖破清軍的層層阻截,克服重重困難,經過半年多的戰斗和行軍,于10月底到達天津附近的靜海;獨流地區,被迫駐止下來,從而陷入越來越多清軍的包圍之中。這支部隊由于遠離天京,無法得到后方的增援,軍火糧草日益困難,被迫節節后撤,但一次次突出重圍后又很快被清軍包圍,處境十分艱難。在此期間,楊秀清等曾派出過一支由曾立昌等人率領的援軍,從安慶出發,前進到山東臨清州,因遭到清軍的阻擊而潰散。1855年,林鳳祥、李開芳所率北伐軍先后在直隸連鎮和山東馮官屯被清軍全部消滅。北伐軍是太平軍的精銳,它的覆滅,是太平軍自金田起義以來所遭受到的最慘重的挫敗。北伐軍所以失敗,戰略決策的錯誤是主要原因,而作為太平軍的軍事統帥楊秀清是要負首要責任的。所以李秀成后來總結太平天國失敗的教訓時說:“誤國之首,東王令李開芳、林鳳祥掃北敗亡之大誤。”(《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國文書匯編》第543頁)這是并不過分的。

    楊秀清這個農民出身的太平軍統帥,從金田起義到占領南京期間的軍事決策中,確實表現出了非凡的軍事天才,因而取得了輝煌的勝利,這就連他的敵人也不得不承認;太平軍“于行陣機宜,山川形勢,頗能諳習。雖不讀書,罔知兵法,然皆譎詐機警,逞其毒焰,竟能成燎原之勢”。(張德堅:《賊情匯纂》,見《太平天國》(三)第117頁)然而,自從攻占南京之后,在解決著眼全國戰場如何對清軍作戰這樣一個最高的軍事戰略決策問題時,太平天國領導集團就表現出缺乏駕馭戰爭全局的能力。這與楊秀清從小未曾讀書,不熟悉全國的情況,以及缺乏必要的軍事戰略知識是密切相關的。

    在北伐軍出發之后,1853年6月3日,由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賴漢英等率領的西征軍也從天京出發,迅速攻占了安慶、廬州(今安徽合肥)、九江、武漢、岳州等重鎮,前鋒曾經抵達湖北荊州和湖南湘潭。后由于遇到了曾國藩湘軍的阻擊,一敗于湘潭,二敗于岳州,三敗于武漢,幾乎不可遏止。但西征的情況較北伐要好些,由于距天京較近,水路交通便捷,整個戰局可以說是在楊秀清直接指導下進行的。當武漢失守后,楊秀清于1854年10月15日命令燕王秦日綱等堅守田家鎮防線,要求西征太平軍在該處“筑起堅固營盤,并造木牌水城,在江心挽泊堵御。”(《太平天國文書匯編》第180頁)為了增強田家鎮的防御力量,楊秀清還派專人從天京押解一座能逆水而行的大木箄(木箄是太平軍的一大創造,它外有木城,中搭板屋、望樓,密架槍炮,實際上是—座水上活動堡壘。)赴田家鎮,供前線仿造、使用。后田家鎮防線又被湘軍突破,太平軍水師船只損失慘重,被迫退守九江、湖口一線。在此嚴重時刻,楊秀清命令翼王石達開由安慶率兵前往增援。石達開坐鎮湖口,在羅大綱、林啟容等配合下,取得了湖口大捷,從而挫敗了湘軍的攻勢,扭轉了西征戰局,轉入反攻,重新占領了武漢,并進而攻占了湖北、江西的廣大地區。

    太平軍的西征是有收獲的,它在安徽、湖北、江西控制了大片地域,沉重地打擊了湘軍,從而保障了天京上游的安全和糧食供給。西征的結局較北伐要好,但也付出了重大的代價,尤其是水營的基本喪失,給爾后的戰局帶來了嚴重影響。

    當太平軍主力投入北伐、西征戰場的時候,盤踞天京外圍的清軍江南,江北大營,則逐漸擴充兵力,對天京、揚州和鎮江的太平軍不斷發動進攻。1853年底,太平軍被迫放棄揚州,1854年夏,清朝從廣東所調的50艘“紅單船”(紅單船原系廣東航行外洋的大商船,由海關發給紅單牌照,故名紅單船。此類船后被改裝成兵船,安炮二三十位,左右舷和船頭均可施放,其戰斗性能優于太平軍水師船只)開抵天京附近江面,天京與外界的交通受到嚴重威脅,糧食供應日趨困難,城內軍民吃粥度日,大批居民外逃。鎮江也被圍日久,處境十分危險。為了擺脫天京外圍的不利戰局,楊秀清決心從湖北、江西、安徽戰場抽調部隊,摧毀江南、江北大營,改善天京的處境。

    1856年2月,燕王秦日綱率軍自天京東進,救援鎮江,經連月激戰,終于沖破清軍的攔阻,進入鎮江,與吳如孝部太平軍勝利會師。秦日綱進入鎮江不久,便調集船只,渡江北進,對江北大營的清軍發起猛攻。清軍毫無戒備,望風而潰,兩天之內破敵營120余座,乘勝占領揚州。太平軍征集糧食,運回鎮江。秦日綱部太平軍在江北稍事休整后,即撤回鎮江,又大敗圍城清軍,擊斃江蘇巡撫吉爾杭阿。6月中旬,秦日綱率太平軍勝利返抵天京東北郊的燕子磯、觀音門。這時,從江西回援的石達開部也已抵達天京外圍。清軍江南大營已陷于太平軍的嚴重威脅之下。

    秦日綱部太平軍東援鎮江,北破江北大營,連月征戰,部隊十分疲勞,本想入城休整,但東王楊秀清見江南大營“兵疲勢孤”,嚴令各軍繼續進攻,等到攻破江南大營后方準入城。陳玉成、李秀成等進京當面向楊秀清申述:江南大營久扎營堅,不能速攻。楊秀清厲聲說“不聽命令者斬!”陳玉成、李秀成不敢再求,只好回部作進攻的準備。

    6月18日,城外各路太平軍奉命向江南大營發起進攻,天京城內的太平軍也出城助戰。經過四天的戰斗,便攻破了江南大營。欽差大臣向榮等率殘部逃往丹陽。威脅天京達三年之久的江南大營終被摧毀。

    由于楊秀清善于審時度勢,決心堅定,太平軍先后攻破江北、江南大營,打破了清軍對鎮江的圍困,大大改善了天京的處境。這時太平軍的軍威士氣空前高漲,形勢十分有利。

    太平軍是一支具有嚴密組織和嚴格紀律的農民起義軍。早在金田起義前夕,天王洪秀全頒布了五條紀律(《太平軍目》參照《周禮》,規定了軍隊編制,以軍為基本單位。軍設軍帥,下轄5個師帥,師帥下轄5個旅帥,旅帥下轄5個卒長;卒長下轄4個 兩司馬,兩司馬下轄5個伍長,伍長下轄4個圣兵。總計一軍共編13156人。),南王馮云山制定了《太平軍目》(太平軍的五條紀律是:一、遵條命;二、別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儺,各遵頭目約束;五、同心合力,不得臨陣退縮。),使太平軍具有極為嚴格的組織性。楊秀清主持軍務后,也始終堅持從嚴治軍的精神。他說:“令嚴方可以肅兵威,命重始足以整綱紀。”(《太平天國》(三)第199頁)在廣西期間,他就對五條紀律進行補充和發展,頒布了《太平軍條規》,包括“定營規條十要”和“行營規矩”各十條,其中規定要恪遵天令,各遵有司約束,別男營女營,諳熟日夜點兵號令,要各整軍裝槍炮,以備急用,聽到號角喧傳,急速趕往禁地聽令殺妖,不得躲避偷安,不得吸煙、飲灑,藏匿金銀器飾;不得僭分干名坐轎、騎馬及亂拿外小,不得入鄉造飯取食、毀壞民房、擄掠則物,不許亂拉挑夫,不許在途中鋪戶堆火困睡等等。

    楊秀清的治軍思想,隨著形勢的發展而不斷充實。太平軍攻克金陵后,紀律更嚴,曾發布一系列禁令,禁吸鴉片,禁娼妓,并禁飲灑、吸黃煙等,違者論斬,對太平軍將士要求尤為嚴峻,申明無論“何官何民,無令敢入民房者斬不赦,左腳踏入民家門口,即斬左腳,右腳踏入民家門口者,斬右腳。”(《李秀成自述》)1854年,楊秀清即組織人員總結近年的經驗教訓,制訂并頒發了《行軍號令》,供部隊遵循。燕王秦日綱在一份稟報中寫道:“蒙我東王頒發‘行軍號令’書一本,卑爵跪讀之卞,感激靡涯。足見我東王刻刻勞心,籌謀軍機國務,無微不至。”(《太平天圖文書匯編》第220頁)這里所說的《行軍號令》,就是1855年鐫刻的《行軍總要》。《行軍總要》序言中說:刊刻頒行的目的,就是使軍中將士循誦習傳,知所取法,以做到紀律嚴明、練習嫻熟,既整且暇,以達到萬戰萬勝而無敵于天下。這是一部囊括戰斗條令、紀律條令和內務條令等內容的重要文獻,是在《太平條規》基礎上,吸取多年戰爭經驗教訓而寫成的。它對水陸部隊的行軍扎營、警戒巡邏、指揮集合、點名查夜等,都作了具體規定和要求。還強調接敵時如何防敵破壞,進擊時如何利用地形,過橋過河時如何掩護斷后。此外還重申各種紀律,如私賣火藥、私自外出不回者,都要斬首示眾。特別強調官將要愛惜士兵,如遇有因傷病、老幼不能行走者,無論何人的所有馬匹,俱牽與騎坐;規定給傷號“按名給肉,以資調養”;對巡更守卡的兵士,若遇天寒雨雪之夜,尤當加以體恤,若衣被不敷,應予增添,如無儲備,“即令各官夜間將皮袍裳與把卡士兵穿著。”所有這些規定,體現了楊秀清剛柔相輔、恩威并濟的治軍思想,也在相當程度上反映出太平軍確實是一支勞苦大眾隊伍的階級本色。

    太平軍的勝利進軍,既使地主階級、清王朝喪魂落魄,也使太平天國領導集團的頭腦更深地陷入迷信和愚昧。攻占金陵之后,楊秀清等人極大地夸大已經取得的勝利,低估了清方的力量,這除了表現在軍事上作出錯誤的戰略決策之外,在政治思想上也陷入了空前的盲目之中。他們一進駐南京(雖然當時的南京仍然是清軍包圍中的一個孤島),就儼然以已取得天下的帝王自居,著手大興土木,營造宮廷府第,擺起封建帝壬的排場,過起腐化奢糜的生活。據史料記載,楊秀清外出,要出動“賊眾千余人,大鑼數十對,龍風虎鶴旗數十對,絨采鳥獸數十對,繼以洋縐五色龍,長約數十丈,行不見人,高丈余,鼓樂從其后,渭之‘東龍’。樂已,大輿至。與夫五十六名,輿內左右立二童子,排蠅捧茶,謂之仆射;輿后偽相及眾賊官等百人從焉。又繼以龍如前狀焉,行乃畢。”(謝介鶴《金陵癸甲紀事略》,《太平天國》(四)第668頁)這類排場,與封建帝王外出毫無兩樣。這時的楊秀清,集教權、政權、軍權于一身,“一朝之大,是首一人”,實際上成了太平天國的最高統治者。權力是一把雙刃刀。一方面,楊秀清運用手中的權力,有效地驅動著太平天國這架龐大機器,創造出不少偉大的業績,另一方面,當它發展到不受任何制約的時候,也干了許多錯事、蠢事和壞事。據新近在英國發現的《天父圣旨》(卷三)(《天父天兄圣旨》,王慶成編注,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透露:從1854年初迄1855年7月的兩年半時間內,楊秀清偽托“天父下凡”共達21次之多。每次下凡,不論白天黑夜,從他身邊的工作人員開始,直至天王洪秀全都在被傳召之列,都要到場跪聽“天父”圣旨。這些圣旨,充斥著宗教的胡言亂語,有關政務、軍務的內容很少,絕大部分是有關天京內部的矛盾。“天父”對這些矛盾的處置十分嚴酷,動輒“斬首示眾”。其中比較重要的事例有:冬官又正丞相陳宗揚等,因夫妻同宿、吸食洋煙而被斬首示眾,有天官又正丞相曾水源等因“怠慢東王”、“欺禾(秀清)不稟”而斬首示眾,有燕王秦日綱等因戰場失利而押解“東牢”;就連北王韋昌輝,因“天父下凡”時“未出令傳齊子女”也遭到杖責40大板。

    以前從清方的史料記載中得知,楊秀清偏袒親屬、僚屬,欺壓他人。如某甲因見楊秀清叔父而未起立這樣一件區區小事,最后竟引起“東賊大怒,鎖發北賊,仗日綱一百,承镕二百,玉昆三百,某甲五馬分尸”(《金陵癸甲紀事略·黃玉昆》,《太平天國》(四)第671頁),又如某人因與東屢尚書侯錦芳口角,最后競被楊秀清處決。這些清方的記載,看來也不完全是無中生;有的。

    楊秀清濫用“天父下凡”的特權,同僚不斷受到摧殘的情況下,天京籠罩在一片恐怖氣氛之中。搞得人人自危,不知哪一天災禍臨頭。進入天京以來,楊秀清錯殺了一些人,得罪的人就更多,日積月累,漸漸使他成了廣大同僚的對立面。太平天國內部的矛盾已發展到了極度緊張尖銳的程度。但由于當時天京被圍,大敵當前,內部矛盾被暫時地壓抑著。1856年夏,太平軍取得了攻破江北、江南大營的勝利,楊秀清更加居功自傲,他又偽托“天父下凡”,逼天王洪秀全封他為“萬歲”(原為“九千歲”)。當場,洪秀全滿口應諾,但心懷憤懣。洪、楊之間的矛盾也達于極點。這些錯綜復雜的矛盾的發展,最終導致了1856年9月2日“天京內訌”的爆發。在這場斗爭中,“威風張揚,不知自忌”的楊秀清遭到了殺身之禍,而他的家屬和僚屬,也幾乎全部罹難。

    洪秀全、楊秀清,都生活在19世紀中葉的中國,他們雖然從西方搬來了基督教的一些教義,結合中國的情況,創立了拜上帝會,但西方的科學、民主思潮的信息,幾乎一絲一毫也沒有影響到他們,這就決定了這場轟轟烈烈的規模空前的農民革命,只能在舊式農民戰爭的范圍內徘徊。楊秀清作為一個出身于山鄉農家的農民起義領袖,他的思想也只能是西方宗教教義,小生產者的家長制和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的混合物。

    偉大的農民革命運動把楊秀清錘煉成了太平天國內部唯一能夠集軍政大權于一身的人物。然而他的胡作非為,在太平天國內部又引起了極大的怨恨。他被殺后,一度在天京城內引起一片歡呼聲(麥高文:《太平天國東王北王內訌詳記》)。但當事件過后,人們的感情逐漸冷卻下來,開始對楊秀清這位怪杰,從正反兩個方面進行全面衡量,并漸漸感覺到,自他離開太平天國后所騰出的巨大空缺,一時無人填補,在翼王石達開出走之后尤其如此。于是,人們開始懷念他、紀念他。李秀成說,東王在世時,軍令嚴整,賞罰分明,民心佩服。洪仁殲說,過去東王在世時,拓土開疆,猶有日辟百里之勢,而今進寸退尺,戰勝攻取,大遜于曩時!洪秀全也于1859年頒發詔令,宣布把楊秀清被殺的那一天,定為“東王升天節”,“七月念七東升節,天國代代莫些忘”。看來,在太平天國將士的感情上,由于楊秀清的被殺,已經寬宥了他所犯的錯誤。洪秀全及太平天國廣大將士,對楊秀清這樣一位杰出人物,曾經為太平天國革命所建樹的功績,給予了肯定的評價。

    是的,歷史對于楊秀清這樣一位人物,無論是他的功績,還是他的過錯,都不應輕易地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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